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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中辍学,打工十年,如今当上文学杂志主编

作家专区2019-10-094

万华山/口述


自拍的读者们,大家好,我叫万华山,现在是一名自由写作者。


我生长在河南农村,中学辍学后,带着自己的文学梦、魔障和自由的天性,独自一人走过全国十多座城市,尝试过流水线技术员、仓库管理员等多种职业。为了圆心中的文学梦,我来到北京,从书店店员做起,一步步闯出了自己的天地。


我的近照


回想步入社会的这些年,不受约束的心性与时时受限的处境,曾使我内心分裂为两个不断掐架的小人儿,一方是乡间的野孩子,一方是循规的城里人。我始终想要寻求一个完满的自我,将二者融合,过上一种真正的有价值的生活,将文学梦与世俗生活真正地结合起来。为了这个理想,我仍在努力着。


“我的童年,是在树林、田地与小河边野大的”

1989年1月3日,我出生在豫南平原一个小村落,家境还算殷实。我是华字辈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属于长门长孙,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从小备受疼爱。相比物质上的丰裕,我更骄傲于家族口耳相传的历史。听爷爷说,我们万家是耕读世家,清朝时从湖北麻城迁徙到此地,是士绅一族,曾爷爷还曾就读于黄埔军校。从小,我就希望自己能早点离开偏僻的乡间,延续曾爷爷“读书人”的身份。


这是1997年,我的小学证件照


8岁,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小舅在村里帮人照相,应妈妈的要求,他给我们一家五口拍了下面这张全家福,前排左一那个淘小子就是我。


我的全家福


我的童年,是在树林、田地与小河边野大的,放牛、游泳、抓鱼、摘野果、打架,玩到不着家。大自然有一种无拘无束、自由野性的美,形塑了我的性格和审美观,滋养了我的想象力。但,文学却为我带来了更广阔的美和欢愉的世界。


小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和奶奶走亲戚,偶然翻到一本封面破损的故事书,意外地沉浸其中,浑然忘记了外边的世界,直到天黑,书没看完,奶奶拉我回家,我磨蹭着不走,亲戚只好同意我把书带走。直到后来上了高中,我才知道这本书的名字(《一千零一夜》)。


但早在进入故事的那一刻起,我一生的走向就发生了变化,带有男孩气质的疯玩和打架变得索然无味,我迷上了幻想和沉思。有几次在田地里帮忙做农活,割麦子之际,想到书中的情节,突然间就笑了。大人们都觉得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傻了。


我却乐在其中,开始到处找书看。


上初中时,学校附近有一个小书贩,骑二八大杠自行车,车后两个塑料筐子,兜着教辅和盗版名著,我经常省下饭钱,从他那买书,《红楼梦》《平凡的世界》等,因为资金不够,我都是看的盗版,但获得的情感体验却真实而持久。我爱上了作文课,每次习作被当做范文,受到老师表扬时,我心里都美滋滋的。我渐渐觉得,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命运。


但当我带着拼命阅读和写作的激情来到高中,却大失所望。高中的班主任是个体育老师,他觉得看课外书的学生都不是好学生,斥责我不务正业,隔三差五地找我谈话。加上那段时间的数学成绩下滑得太厉害,我一下子从名列前茅的“优等生”,滑落到无人问津的排名。


高一时,有位算命先生说我,五行缺水,给我改名万洋。但改名换姓依然没能改变我的处境。


高中学生证上,我眉头紧锁,是个忧郁少年


我总觉得高中时,自己承受着很大的精神痛苦,在应试教育的压力和作家梦的破碎之中挣扎。那会儿,读路遥的《人生》,高加林走不开、逃不掉的人生像一记重拳狠狠地击打着我的心。


我纠结过很长一段时间,放弃作家梦,服从应试教育的规则,安安稳稳地读个大学?或者彻底离开这里,用脚步丈量土地,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最终,我选择了后者。决定离开的那天,我将名字重新改回了“万华山”三个字。


多年后,我从未后悔这个选择。倔强、骄傲的性格决定了我必须摆脱应试教育,冲破规则,踽踽独行。唯一遗憾的是,错过做大学生的机会后,我走了太多弯路,到如今,才离“真正的读书人”这份自我期许近上了一点儿。


2008年, 我从高中正式辍学,在家种地读书,偶尔写作,自由的天性得到了部分恢复,心里“乡间野孩子”的那一面占了上风。


辍学期间,表妹、表弟来做客,我带他们到池塘捉小龙虾


“从东莞到东莞,命运像一个圈”

2009年,我20岁了,决定走上社会,寻求一个成年人该担当的人生。没有家庭背景,没有一技之长,我出外谋生的第一站,是跟村里人去了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


在工厂工作要倒早晚班,最初我无法适应这种节奏,上夜班总打瞌睡。有天晚上,一楼车间突然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惊醒了每个人,原来有人上班打瞌睡,被油压机压断了手,我背上冒凉气,再不敢大意。


在东莞清溪镇电子光纤厂工作时,我为生产线统计当天的产量


除了机械的体力劳动,工友间打趣的方式也令我极不舒适。


比如,工友们喜欢互称“屌毛”,我非常厌烦这个称呼,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自得其乐。我对“屌毛”的排斥与其他“怪癖”凑在一起,让我与工友格格不入,男工友喝酒、打牌、上网,不会叫我,我是他们眼里的酸秀才;我的文质彬彬,倒是受到女性工友的青睐,但我很害羞,也和她们聊不来。


长期孤立的处境,再加上高强度且枯燥的劳动,我最终选择辞职。之后,我辗转去过杭州,青岛等地打工,换了十多份职业,却始终未能脱离“流水线工人”这个身份。那会儿,我没办法也没勇气放弃,现实逼迫着我向前走,一旦停下来就要考虑生存问题。成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我对自己的这种自我期许,在底层处境中一次又一次被碾磨成粉。


2011年,我在浙江一家柴油发电机厂打工时,有天,下了夜班,我到附近的公园转转,从公园的山丘往下走的时候,两个穿着裙子的姑娘,正迎着台阶上山,看到我黑白夹杂的头发、满身机油的工服,惊慌失措地跑开了。那一刻,我明白,自己是一个盲流,属于不能接触的群体。我特别想流泪,觉得这是一种命运的捉弄。


从此以后,我变得更加孤僻,下班后,一个人踩着树影子压马路,心里五味杂呈,脑袋里天马行空,没人和我聊天,我打开手机,在QQ空间里写说说,几十字,几百字,再写到几千字,一个小段子,一段杂感,一则故事,不仅是抒发感情,也是对尊严的渴望。


我在QQ空间写的一篇说说




后来,一些好友开始给我点赞,问:“是你自己写的吗?” 那些躺在屏幕上的小段落像初中课堂上被广泛传阅的范文,隔着近十年的时光,重新帮助我找回了写作的快感。


我开始更勤奋地读书,写作。每换一份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找附近的图书馆。2014年,经朋友介绍,我在深圳地王大厦的一家日料店,做中餐部厨师学徒,我很快就掌握了煎、烤、烹、炸的窍门,能独当一面了,还当上了领班。


日料店离罗湖书城很近,我经常在下班和调休的间隙,跑去那里看书,记忆犹新的是,我躲在书城的一个角落,啃完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冲击,我想到了严厉的父亲,被迫接受的应试教育,想到了深受外来思潮影响的八零、九零后。


即使离开家乡,在城市中漂流,我仍然无法移开对故土关注的目光,但要过上几年,由这本书扩散开来的思绪,才沉淀成更为成熟的想法,并融入到我的创作之中。现在想想,那会儿,我的写作很青涩,没什么章法,好在还算真诚。


当上领班的第一天,同事给我拍照留念


2015年,我因故离开日料店。此后几个月内,不断转换工作,最终进了一家深圳的电子厂。三个月后,工厂为了省租金,搬迁到了东莞。兜兜转转,6年过去了,我回到最开始出发的地方。对于敏感善思的我而言,这不啻于一个失败者的隐喻。当初离家时的豪情万丈被六年间兜兜转转的日子磨灭,静夜思之,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失败者。


在一个暴雨倾盆的夜里,我奔跑在大街上,让眼泪和雨水混合一体,我痛恨我自己,为什么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文学梦?我怕写不出好作品,我怕错过挣钱的机会,我怕努力会白费,可就在一天天的逃避中,迎来的是渐趋绝望的处境,事到如今,两手空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抹了抹脸上的泪水,回到宿舍,在笔记本上写下,“幻想是幻想者的海市蜃楼,绝望是绝望者的开山利斧。”当晚,我下定决心:去北京。哪怕从扫地、刷马桶做起,我也要实现自己的作家梦。


“北京,北京”

2016年8月,我辞掉工作,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并开始四处投递简历,希望从最基础的编辑、校对做起,以“曲线救国”的方式实现文学理想。


多年在南方漂泊,骤然来到北京,身边没什么亲友,我总是一个人行动,后来辗转联系到了老家在北京打工的朋友,我们在北海公园附近碰面,拍下了这张照片。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我投递了北大保安和图书校对两个职位。我在网上看到过北大保安“圆梦大学”的故事,心向往之,憧憬着未竟的学业之路,但在北大住了两天,目睹耳闻,北大的图书室是保安“禁止入内”的,我心里凉了半截。就在去入职集训前的两个小时,我接到了中关村一家图书公司的电话,抱着试一试地态度过去了,就这样找到了北京的第一份工作。


由于没有校对相关的工作经验,我被录用为书店店员。好在,这间书店离北大不远。工作之余,去大学旁听非常方便。下面这张是,入职不久后,我在南锣鼓巷的家谱书店卖书,工作之余,也试穿一下书店里的汉服。


我在南锣鼓巷的家谱书店做店员。


想不到三个月后,意外的惊喜降临了。有天下班,和老板一起吃饭,聊起了近代中国历史,他认为我是有见地的年轻人,看过我写的东西后,破格提拔我为编辑,把我调到了中关村的编辑部。


“冰箱里塞满了书的日子”

刚入职做编辑时,我是个门外汉,从修改错别字到标点符号的特殊用法,再到常见的语病,最后到整体的逻辑框架,我查资料、请教老编辑,把工作带回出租屋,经常做到夜里一两点。


记得,有位重庆87岁的钢铁冶炼专家,写了一本自传,故事真挚感人,但是字迹难辨,错误很多,校对非常吃力,我只得给老人家打电话,从他的重庆话里分辨出字句,再打下来发短信给他。来来回回,一本传记,我校对了十一天,书籍出版后,老人家给我寄来了手写的表扬信件。


这份工作帮我叩开了文学理想的第一扇大门,给了我之前所有工作所没有的职业自豪感,所以即使薪水再低(月薪3500元左右),我也咬牙坚持,那段时间出租屋的冰箱里都塞满了书。


图书编辑时期,出租屋的冰箱内塞满了书


长久以来,我希望能够弥补自己高中辍学的遗憾,尽可能多地补充知识,工作之余,我常去北大蹭课听,知识学到不少,但看着课堂上三三两两落座、快活交谈的大学生,却总有种孤独感,我明白即使再向往,自己终究不属于这里。


有一次,我的好朋友,河南的同事小海,和我谈起北京五环外的皮村。他说那里有家服务工人的公益组织(工友之家),每周末都会请一位高校老师,为工友免费开办文学讲座,我便动心去听。想不到,从此和皮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一名懵懂的旁听生成为了皮村文学小组的固定成员,如今又成了工友之家的志愿者,从事编辑、管理的工作。我很喜欢皮村附近的温瑜河。一到夏天,河堤开满野花,写作结束后,我喜欢来这里散步。


温榆河桥下


2016年12月,我第一回去皮村听课,就喜欢上了这里。那天讲课的是北大的张慧瑜老师,他为人亲和,君子如玉,没有一点架子。在那间略显破旧的小屋里,张慧瑜老师讲解了鲁迅的小说《呐喊》,还在PPT上放映了鲁迅推崇的左翼画家的木版画。讲解结束后,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时间和机会,小海和其他工友还鼓励我多发言。


这是文学小组上课时的场景


我喜欢在皮村蹭课,这和我在北大蹭的任何一节课都不一样。这里的每个人都没有上过大学,做着不同的工作,但文学却是帮助他们熬过现实生活的良药。在外漂泊多年,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快乐和温暖,这正是我苦苦寻觅的组织。从那以后,我每周末都从位于积水潭的居住地出发,从西到东跨越北京,历时两个小时,来这里听课,并成为了皮村文学小组的固定成员。


一次周末,关于“某个地方”的主题写作活动中,我鼓起勇气,根据打工所见,虚构了一个叫“太阳岛”的工业区,写了一个短篇,想不到,竟得到小组的一致认可,慧瑜老师评价,“有先锋小说的味道。” 第一次得到这样的肯定,我开心极了。


上课之余, 我还和皮村的工友们一起去参观了北大校园,感受学术氛围。高中时,我曾写过一个十人名录,都是我最尊敬的知识分子——胡适、傅斯年、熊十力、梁漱溟等。我期待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还有现在最爱的王小波,汪曾祺,沈从文等。他们与北大校园的故事在我内心一一泛起。在慧瑜老师的指引下,我们从北大东门入校,走过邱德拔体育馆,途径百年讲堂, 向着校园深处走去,那一刻真有点儿朝圣的感觉。


我在北大校园内和大学生交流


我在路边和大学生们谈论起自己的打工经历,想不到,他们听得特别认真,后来,我发在公众号上,讲打工经历的诗歌《十七岁的肩膀》,被很多北大学生转发。


成为皮村文学小组的一员后,工作之余的生活越来越丰富,但经济上的问题却逐渐显露出来。图书编辑微薄的薪水不再能支付得起日常开销,维持体面的生活。


2018年3月,我在机缘巧合下,结识了一位文创公司的老板,接到邀请去做文字统筹工作,工资不低于8000元。我思虑再三,接下了。虽然热爱文学,但我并不排斥商业化写作,反倒很好奇,觉得尝试不同的创作类型,是锻炼自己的机会。


我入职做起了文案策划,帮公司撰写宫廷糕点的产品包装,食品商业计划书等。


我(右二)入职后,和老板以及几位艺术家,在颐和园贵寿无极院内商量礼品设计方案


伴随着收入的提高,我住进了高档小区,租几十平米的主卧,甚至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阳台,生活质量得到极大的提高。但工作步入正轨后,我发觉,商业文案,不太在意质量,追求量化。


我见识了融资的艰难,股东的斗争,忙到没有业余时间看书,写东西,甚至连每周必去的皮村也放弃了,那些能滋养我的人、事、物都找不到落脚的余地。劳累一天后,我躺在空荡荡的房间,说不出的清寂和心酸。我不得不承认,这份工作虽然体面且高薪,却无法满足我内心的追求。如果不能读喜欢的书,和工友们喝酒、游泳、聊天、畅聊文学,那人生还有什么意思?


“是皮村接住了我”

2018年7月,我辞掉这份高薪工作,从高档小区搬到皮村休养。做白领,一个人的时间太久了,很容易严肃。


我在皮村的街上闲逛,熟悉的小孩们看到我的表情,各种猜测,“丢钱了?”“失恋了?”(人小鬼大)“被人打了?”“你今天太无聊了,一点不好玩。”“到底咋了?”面对小孩子们纯真的笑脸,我渐渐松弛了下来。


皮村可爱的孩子们


搬到皮村之后,我在工友之家过起了大集体生活,和乡里乡亲们在一起,温暖且踏实。一次,我和几个好朋友一起摘野菜,准备火锅原料。




准备吃火锅的我们


那段时间,我正巧在读照片左下角的这本《非洲的污名》,书里有一段话非常打动我。“这支挽歌来自一颗受痛苦折磨的灵魂,不该被忽视。但在我们开始审视他之前,请容许我说两点。首先,我觉得任何人都无须向别人证明,在有权享受和平和安康之前,他们建造了大教堂和金字塔。因此,黑人也无须为了证明他们如今的存在与尊严的正当性而编造一个伟大的社区。他们该做的是重获本就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的历史——并亲口说出来。”




我想,如果把和平和安康置换成平等与尊严呢?如果把黑人置换成自己呢?置换成底层呢?置换成弱势文化呢?或许,皮村文学小组的力量也正在于此。我在这种温暖的乡土气息和自由的文学氛围之中,渐渐恢复着往日的活力。


2018年8月,之前负责文艺活动的小付临产,很多工作没人处理,工会看我闲赋在家,就劝我接起这份工作。每周为工友放映三场电影,组织文学小组的讲座,编辑工友的文集等等,虽然只有每月一两千元的补贴,但我感觉充实而快乐,并开始对这些日常事务产生了担当感。有次,我在皮村理发店染发,本想漂成灰色,却染成了紫色,老板偏说这是烟霞灰。我想和他理论,但时间已近七点,想到即将开始的文学讲座需要我去主持,只得作罢。不知从何时起,皮村已成了我的牵绊。


这是我和文学小组的朋友们在大院门前闲聊


组织工友之家的活动之余,我手头的书和笔下的创作一直都没断过。2019年1到2月份,临近农历年,皮村渐渐安静下来。


早在三个月前,张慧瑜老师教给了大家“非虚构写作”的概念,还推介了几个非虚构写作平台,看着小组成员们已发表的作品,我也想试试。我先从熟悉的人开始,采访了大姑和姑父,并用两天整理出时间线索的采访资料。工会没有暖气,房间里的空气零下五六度,写一会儿,我就起身运动,跳几下,搓搓手,跺跺脚。眼睛不舒服,我不用电脑,就动笔写,在带有“清华大学”字样的稿纸上,我用一个星期,写了八千字。忐忑地投出了自己的第一份非虚构作品,上午11点发给编辑,下午2点就得到回复,说质量过硬,通过了。


最终发表后,获得了近30万的点击量,我也收到近三千元左右的稿费。惊喜之余,我仿佛看到了靠自由写作维持生活的可能性。




这是我的手写稿


写作之外,还有一件事,令我受益颇多。2019年,在张慧瑜老师的提议下,皮村文学小组要创刊一本自己的杂志——《新工人文学》。我参与到了杂志编辑的工作中,并渐渐负责起了从封面设计、栏目规划到作者约稿,内容编撰的全过程。


这是新工人文学的第二期杂志出刊的那天,我在自己的出租屋里拍下的照片




我曾怀疑过,在一个严肃色彩的“意义”不断被剥离和解构的年代,我们这群文学的业余爱好者,在谋生之余操办一份杂志,有意义吗? 收集杂志的稿件时,我的微信添加申请中经常能看到“富士康工人 ”、“南方工人” 等类似的字眼,我毫不犹豫地“通过”了,期待与他们进行一场熟悉的工厂生涯记忆的对话,有些人简单自我介绍后就归于沉默潜水了,也有些人坚持用“冷峻而简洁”的文字讲述着个体的记忆。最终,当我拿到那本第一期杂志时,我放下了所有怀疑,觉得这一切很值得。


在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


这是2019年6月,我以杂志主编的身份参与了一次学术会议,并上台自述经历。承担起皮村工会相关的工作后,我得以有机会真正地参与到各种曾心向往之的活动中,回想起2年前,和小海第一次来到皮村,我曾对那里的荒凉与破败感到惶恐,但如今我却在这里源源不断地获取了精神与智识上的滋养,弥补着错过大学生活的遗憾。


前几天,我联系到之前在高中时,带给我极大精神创伤的老师,曾想过无数次的控诉的话到了嘴边,却只剩客套。隔着这么多年的时光看过去,我逐渐理解了他,一位合格的应试教育体制下的中学教师。


但那段经历却切实地遗留给我一个永恒的困惑——自我期许和外界的声音是否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统一。一直以来,在我的心里,这两种声音不断地打架,我也因此陷入在极大的困惑中,急切地想找朋友聊天,但最终,我选择写点什么,我发觉我需要的其实是自我对话。有太多问题,目前没有办法得到答案,所以必须不断寻找下去。


北漂三年,我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写作理想,并在这份偶然投入的工作中扎下根来,得以结识了曾经仰望的大学生群体和很多文化圈的朋友。他们友善地接纳了我,并坦陈自己的困境。尽管我们身份、地位不同,但依旧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一纸文凭虽是阻碍却并非像鸿沟一样不可跨越。


我和朋友在宋庄,一位纪录片导演家里的天台上,聊他的新作


转眼,我已在皮村生活了六个多月,在静心读书与思考中,我的身心得到舒解,心里两个小人儿打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下面这张是前几天,我在位于皮村的出租屋内拍的,房间不大,但到处都堆满了书,每隔五分钟,皮村上空都有飞机轰鸣而过,久而久之,它们成了我工作时必备的白噪音。




我在皮村的出租屋里


闲暇时,我时常会望着窗外,我觉得,自己也像那些刚起飞的飞机,终于划过了启程的跑道,有机会见识了一个和生长环境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关于未来的一切,我仍要努力探索下去。


【本组照片在今日头条独家发布,严禁转载】以上是万华山分享的故事。↓如果你或者你的身边,有不得不说的故事,请点击“了解更多”告诉我们。#自拍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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